时势造金庸 《射雕英雄传》英文版畅销世界
2006年7月21日，金庸在香港书展期间出席座谈会。
金庸走了。
金庸创作的黄金期从1955年持续到1972年正是香港社会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香港没有经历过民国和共和国，更像是清朝直接进入殖民地时期。金庸的作品为现代化中依然徘徊在“道统”世界的中国头脑开辟出一片精神家园。武侠小说满足了中国人的江湖情结。
世上只有一个属于金庸的位置，您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位置。
八十年代，当中国大陆通过改革开放开始经济腾飞时，金庸的小说伴随文化热的潮流成为国民面向西方的精神初恋中的一抹昔日的余晖，扮演着其在香港相似的作用。他创造了一个可以通过个人修炼就足以改变世界的侠义世界，对个体越来越无力的现代性存在无疑可算作一种精神意淫。
某种意义上，金庸的作品是中国古典侠义公案小说的现代转型，但也是这一类型小说的历史绝唱。但其想象力、文学造诣与语言能力上远不及明清小说所达到的巅峰水平。十几部小说越到后期越落入了可复制的俗套，离严格意义上文学的边界越来越远。金庸有旧式家学的底子，有现代教育的学历，更有民族国家动荡危亡的经历。这些都在他旧式白话的字里行间有所体现，但他的真正的专业造诣不及许多同辈。长寿有个好处，才子可以混成大师。
金庸创作生涯持续了将近20年，但其多部小说在情节和语言上并无实质突破。门派之争、神功秘籍、侠义可亲、美女英雄，新瓶儿能不断装下旧酒，并且屡试不爽，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发育不良，如悬疑、科幻、恐怖和言情相比西方可算荒漠。在这个通俗小说的戈壁滩上，突然出现一个武侠的“江湖”，恰逢国民心理需要，阅读饥渴，再加上能轻易制造万人空巷的影视公司无米下炊，一个人的海市蜃楼也就成了一群人的“乌托邦”。
好的文学作品可以跨越文化，但金庸的书变成其他语言就没了韵味，成了小众读物。另一个毋庸讳言的原因是其情节单调乏味。而且金庸的书最好也不要像在国内一样把人变魔怔了（很多武侠片都有请勿模仿的提示），在国际上把中国人的形象脸谱化为一群为了所谓江湖道义打打杀杀的偏执狂。金庸的书在国际市场上的冷遇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其文学价值淡薄。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他缺乏与时代的关联，缺少对人文的关怀。这决定了金庸的作品充其量只算“地方粮票”。
从金庸的履历看，他绝对是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也可以说写畅销书最棒的新闻工作者。但他依然与文学家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原本有机会努力尝试实现这个突破，但有些套路写久了，人也就荒废了。金庸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是时代巨变的见证者，但他并未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挑战更高的文学领域的尝试。
金庸的作品何时读都可以，快餐消遣罢了。但最好趁年轻时，无书可读时，叛逆时读，一翻开你就成了金粉儿。但过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或者说社会超越了那个需要武侠的饥渴期，他的书翻翻得了，貌似能看下去的无非是早期的金粉儿在怀旧，要么是能旁若无人地公放评书或广场舞音乐的，眼睛还没花的老天使们。
您走了，但郭靖、乔峰、张无忌、令狐冲、杨过、韦小宝们永远都是最初的样子。谢谢您在有限的生命中，为十多亿人留下一个永远的江湖。
66秒回顾金庸一生！↓↓↓
从金庸首次执笔写武侠小说，前后约十七年，他笔无停缀，总共发表了十五部作品。可以用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来概括。其后又经过作者封笔之后花了十年工夫认真修订，现今刊行的版本比当初在报纸连载时精致了许多。
尽管人们对金庸先生的作品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金氏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他的作品香港、东南亚以及世界有华人的地区广受欢迎。可以说从小说问世以来几十年间，读者对金庸作品的喜好未曾衰减。
我们虽然不能仅仅据此论定金庸作品的质量，也不能仅仅据此论定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这样做有失文学研究的严谨。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象，作出学术上的解释。因为由读者广泛喜爱和支持的金庸作品在文学上的重要性，是任何试图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得不重视的。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承继和发扬光大中国本土文学传统以往的文学史对二十世纪初文学变革的解释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形态色彩，它把那个时代凡不具启蒙意识的文学一律看作是“封建文学”，或带有贬义地称之为“旧文学”。其实，如果平心静气看二十世纪初文学的变革，就会看到，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学影响，中国文学已逐步分裂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流向；一种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由“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新文学”；一种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新文学以启蒙意识、外来文学形式、欧化白话文为其核心因素。它以前所未见的面貌出现于文学舞台，为那些赞同和倾向于“新思潮”的都市知识分子所认同，可以说新文学是表现这批活跃于都市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在新文学崛起的同时，另一种文学，即植根于古代文学悠长传统的那部分文学也在发生缓慢的蜕变。
它虽然不能像新文学那样以耳目一新的形象示人，但文学史家戴著启蒙意识的眼镜，把它描绘成“封建文学”在清末民初的垂死末落，是不合适的。我们姑且把这种文学命名为本土传统的文学，它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实在，或者说两大流向。本土传统的文学于缓慢的积累中构造自己的文学大厦，在本世纪初有苏曼殊、李伯元、刘鹗作为其代表，三、四十年代则有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而金庸则是直接承继本土文学的传统，并且在新的环境下集其大成，将它发扬光大。
金庸的意义在于在香港殖民地时期延续并光大了本土文学的传统。当老一辈的作家因政治急流而退出写作生涯的时候，金庸却在香港异军突起。金庸的写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本土文学的传统而又在新的环境下持续探索和创新。五、六十年代的都市毕竟不同于以往的上海、天津和北京，香港读者毕竟不同于上海与北京旧时代的读者，而大陆政治又非常微妙地影响著香港。金庸的写作虽然说认同于本土的传统，但毕竟要面对新的环境、新的读者。
我们看到，金庸的小说一方面并没有失去悠久的文学传统所造就的独特趣味，尤其是清代至民国年间本土传统的文学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成功的地方被金庸继承下来了；另一方面，他又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尤其是他注意刻划和表现人性全面提升了这一传统中作品的品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
既继承了语言平易、绝无欧化弊端的白话文风格，又使白话文与时俱进，形成新文体；既秉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题材形式，又极大地拓展了武侠题材的表现空间。这些都是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贡献使他成为本土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集大成者。
金庸的写作与新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写作万马齐暗，大陆作家纷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金庸在香港一隅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这是极其可贵的。他像他笔下虚构出来的武侠英雄一样，凭著一身胆识、一身武艺，敢爱敢恨，无拘无束，堂堂正正做事，本本色色做人。
假如我们追问金庸何以写得出如此脍炙人口的作品，那答案自然在除了文学的本领外，还在于他对文学的这种信念。伟大的创作无不根源于自由的精神。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事实。应当注意到，社会体制赋予的写作自由并不等于文学的自由精神。在一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束缚精神的压力，较少来自政治，但更多来自商业利益、大众趣味，来自心灵的自我束缚。
不错，金著武侠初刊报纸时就获得了读者的喜爱，但他正当写作的盛年便决定封笔，放弃了巨大的后续商业利益，又费时十年，全面修订已刊作品，这在武侠小说史上也是仅此一例，足见金庸对文学的信念。作品所写，不必尽是作者的经历，然必与作者的品质精神息息相关。我们在金庸作品中体会到的独立不拘气息、任情自由的精神，正是金著武侠成就的因由本身最好的注脚。
金庸写作的自由精神，不仅使他的小说能够以自觉自创的文体把本属于俗文学的武侠小说提升到与新文学同等的严肃文学的水准，而且使他的小说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增添了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使“涕泪飘零”（刘绍铭语）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另一审美氛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缺少想像力的弱点。
而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维度时，又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消解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使得金庸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
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最大发展是将非现实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结合起来，于无处可寻的江湖看出社会，于无处可见的英雄大侠读出丰富无比的人性，于神奇怪异的功夫显出文化特徵。在他的笔下，武侠小说既有娱乐趣味，又有深入严肃的思考；它的题材纯粹是文学传统的产物，但在荒诞不经的想像里又蕴含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
金庸将武侠小说带入了全新的境界，被公认为新派武侠最杰出的作家。武侠小说大概会为钟情于它的作家一直写下去，如果我们不能断言后无来者的话，那么说金庸武侠的成就属于前无古人之列，应当不是什么夸张其辞了！
今年2月底，由Anna Holmwood（中文名郝玉青）翻译的金庸名著《射雕英雄传》第一卷在英国上市。最新英译版金庸小说在英国上架首周末后就第一次加印。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出版社加印七次———闯入英语读者群的《射雕英雄传》恰如出版社所期望的，成了“中国版《权力的游戏》”，是掀起阅读旋风的现象级畅销书。
法国漫画新闻平台ActuaBD上说：“由于金庸的小说非常受欢迎，有的时候会被拿来与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比较。”
《卫报》将金庸的武侠世界与写作了《指环王》的托尔金、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和《权力的游戏》作者乔治·马丁的创作相提并论。
作者写道：当我读到安娜的翻译时，我深深遗憾50多岁才读到这本书。这是对一生对中国的痴迷的一个最好的开端，痴迷于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它在世界上长期和广泛受到误解式地呈现。
在马云的阿里巴巴公司，金庸武侠成为了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自己个性的武侠花名，马云自己就叫“风清扬”。《纽约客》认为，金庸比别人有着更多的女性读者，是因为他作品中的浪漫情节。博学、感性、扣人心弦的情节、鲜明的节奏，这些特点令他被广泛地认为是最好的武侠小说作者。《纽约客》评论道：当然，在金庸之前也有武侠小说，就像在鲍勃·迪伦之前也有民歌。
《文汇报》认为，金庸创作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已经在华语读者群中流行了半个世纪，这些作品消弭年岁、辈份等诸般差异，读者可以收获不同层面的审美体验与情感触动。金庸小说的读者基础在其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性”———独特在于关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困惑和关怀，普遍在于对人性的观察和刻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使得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无法阻止金庸小说的传播。金庸作品的译介和畅销，也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学能以想象力发出洪亮之声，讲述对世界和自我的想象。
不过，金庸的小说一向以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著称，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太多，华人读金庸武侠不仅读武侠、武功，更多的是在里面学习、汲取知识充实自己。但是，外国人（特别是儒家文化圈以外的国家）有时候并不能理解这种内涵，未必能接受这种文化，所以他们顶多是看里面的武功，而不是读作品的内涵。
金庸先生的小说，专门反映中国举世闻名的格斗术的历史。同西方一样，中国的格斗家使用各种各样的兵器，虽然与西方人所使用的兵器不尽相同。然而，从查教授的小说中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不同：当不使用兵器的时候，中国的格斗家主要是用手掌，而不是用拳头。不要以为这只是细节上的不同，事实上这是一个深刻的差别，理解这一点，是我们欣赏这些畅销小说的前提。
按照现代西方人的理解，越是坚硬和尖锐的东西，越能给人以伤害，因此在格斗当中，拳头比手掌更为优越。采用兵器，也是质地越坚硬、表面越尖锐越好。而查教授所描写的格斗家，不仅在徒手时多采用手掌，并且似乎越是高级的格斗家，越不重视所使用的兵器是否锋利结实，甚至干脆放弃使用兵器。以前从没读过这一类小说的西方读者对此难以理解。事实上，中国的格斗家并不看重通过我们俗常意义上的物理损伤来伤害对手。这涉及到一个中国独有的贯穿于此类小说中的概念：内力。仅从字面上翻译这个词，对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并没有多大帮助。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是西方人觉得容易理解的类比，具有同样的神奇效果，并且具有类似的悠久历史，那就是魔法。但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一位读者发来一篇美国畅销小说评论家阿尔蒂尔对英文版《金庸选集》评论的节选译文，或许能使我们了解美国人眼中的武侠是怎么回事。
▲电视剧《天龙八部》剧照
《天龙八部》：探讨了对男女之情的几种看法。本书似乎有三个男主人公，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其中的萧看起来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而段则与他相反，是个好色之徒（但尊重女性），另外一个（虚竹）介于二者之间，心里一直想禁欲，但当美女来到眼前时，又惊又喜，最终成了一个国王的女婿，而且是一个女性社团的领袖。他们最终都成了英雄，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所抱有的宽容态度。另外还有许多次要角色，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变种，例如段的父亲，是一个彻底的好色之徒，最终吃了一些苦头；慕容为了事业完全不在乎男女之情，甚至加以利用，遭到可耻的失败；游坦之由于先天因素和后天的刺激，成了一个受虐狂；少林寺的僧侣领袖后来被人发现有私生子，……诸如此类。
▲翁美玲1983《射雕英雄传》饰黄蓉。来源：金鹰网
《射雕英雄传》：对人类的智力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书中有五个拥有最强内力的人，骄傲地将他们自己封为五个方向的虚拟君主（原文如此）。但在小说结尾，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比一个略有弱智的青年更强。书中一个似乎是拥有罕见美貌和聪明的女子，最终也被这个青年拥有了。更为微妙的是，这五个虚拟君主中的那个西方君主，后来似乎拥有最强大的内力，但他的智力情况却更糟--成了一个严重的失忆症患者。
《神雕侠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兴起之初的畜牧业状况。书中有一个孤独的少女，是一位养蜂专家，但看来这个行业在当时实在不受重视，她的唯一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并没有学会这门技艺，而是成了一个养雕专家，并因此一举成名。最后这门技艺只好传给了一个无所事事且极富孩子气的百岁老人。当然，他们都是很高级的格斗家，特别是其中的养雕专家后来可以通过吼声指挥许多动物，但其中唯独没有蜜蜂。他的妻子曾经想通过蜜蜂向他传递消息，但他视若无睹。
《笑傲江湖》：反映了中国古代同性恋者的悲惨遭遇。第一个同性恋者为了保护她的同性恋对象而被杀死。另外两个更加可怜，因为还没有找到同性恋的对象，但作者强烈暗示，他们最终将发展成为与第一位同性恋者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最终将成为同性恋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自愿通过外科手术放弃男性特征的，但是其中的东方在完成之后几乎放弃了他的事业，而岳和林则认为这才是他们事业的开端。他们在这部小说中并不是唯一进行了这种外科手术的人，还有一个刀手田，后来改名为不可，但他的情况有所不同，他的手术是被人强迫完成的，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宽容，没遭到另外那三个人的厄运，但他日后是否会成为同性恋者则不得而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强烈主张内力的岳，后来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但在书中，他除了暗杀了两位女性佛教僧侣领袖之外，对别人的危害并不严重；而且这次暗杀并不符合他的目标，因为在后来五派合并的时候，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位领袖，这两位女性一定会选择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人。
《碧血剑》：书中的主人公是内力没落之前的最后代表人物。内力的没落首先表现为精神上的没落，袁本来是一个英雄的儿子，但这一点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痕迹，他从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对现实一无所知。在离开了他学习的山区之后，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娶了下山之后认识的第一个女子为妻。一开始，他像一个孩子一样模仿周围的人，比如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青年学生，虽然他从未正式上过学。他的行为受到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的约束，但内心中却被一个已经过世的狂放男子的事迹所吸引，后来知道这个人刚好是他的岳父，这或许平衡了他由于仓卒订婚所产生的失落心情。然而这种情绪的摇摆使他一事无成，最终流亡海外，直至清代，他的同学归心树被杀死的时候也没有一点消息。
来源：中国日报网、海外网、豆瓣电影